李景端:翻译的第二基本功

什么是翻译的基本功?回答无疑是:熟练掌握中外两种乃至多种语言文字,以及了解翻译学的基本理论,并能恰当地加以运用。这样说当然没错,但是在现代复杂的翻译实践中,仅有这些显然还不够,还要求译者重视语言学和翻译学以外的社会因素。这是因为,翻译是一种社会性劳动,翻译的成果,并不是由译者自己享用,译作是给别人看的。

也就是说,译者从事翻译的劳动,必须经过传播并被他人所接受,才能实现其价值;要想翻译获得预期的效果,就必须经历“翻译——传播——接受”这样一个过程。而在传播(含出版)过程中,翻译应遵循的不仅仅是翻译学那些原理,还应该受到传播领域相关规则的制约。对于后者,我把它统称为“社会因素”,并把处理好这些非翻译学术因素对翻译影响的能力,概括为“翻译的第二基本功”。

对于“翻译的第二基本功”,我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:

一、善于解读文字以外的文化含义

理解文字的义项,可以借助词典,而对文字以外的其他含义,就需要译者参照原文的背景、上下文的连贯、以及译者自己的文化修养来判断。这种文化解读要求注意:

1. 某些词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诠释。如美国辛克莱·刘易斯的名著《大街》中有个词missions,台湾、上海的两种译本都译为“教堂”,而樊培绪的译本则译为“布道区”,理由是据他了解,上世纪年代美国小镇上,“missions”还包括了教会学校、信徒避难所、教会福利设施等宗教活动区,比“教堂” 要大得多,译“布道区”似更准确。

2. 某些词在不同环境下含义会有变化。《尤利西斯》中有句“French Letter”。萧乾夫妇在笫9章、穆利根身处图书馆嘲笑穆尔教授这种环境中,将它译为“法国文学”;但在笫14章、莫莉深夜床上提醒自己要查看布卢姆的口袋时,这个词,萧乾夫妇改译为“法国信”,但加注:又有“保险套”之意,而此处金隄则直译为“保险套”。同一个词,不同环境,名家却给出了不同的译法。

3. 某些典故或专用词组有约定俗成的特指含义。如Monteggia,有篇医学译文参照发音译为“蒙太奇损伤”,自然费解。行家知道,这是一个医学专用词,称为“孟氏骨折”。再引译界一则有趣的往事。早年赵景琛曾把Milky Way照字面译为“牛奶路”,其实它是指鹊桥相会的“银河”,以至鲁迅为此事写了一首幽默的打油诗:“可怜织女星,化为马郎妇。乌鹊疑不来,迢迢牛奶路。 ”类似事例还有很多。

4. 传统义项以外还会有非常用义。如arms,传统都指武器。欧洲一位伯爵家门前挂着arms,其上还画有7只燕子。一位译者将其译为“七燕子武器”,按传统义项看没错,但后来有人查证,才知这一家曾出过七位受爵名人,门前图案,应为“七燕族徽”。此处arms应取其非常用义。在翻译俚语时,这种情形尤属多见,足显翻译之难。

二、努力提高目标读者的接受效果

既然译文是给读者看的,那就要尽量让读者看懂,能接受。曾有人主张中外文对应翻译,结果译文生硬、别扭、难懂,这就削弱甚至丧失了传播效果,对此我并不赞成。依照接受美学的观点,读者的接受程度,是衡量创作和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。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,仅仅完成文字层面的转换是不够的,还必须让目标读者接收到作者想要传达的全部信息;而译者对这些信息的捕捉和理解,正是译者需要努力掌握的又一项基本功。它包括:

1. 译文设计要充分体现人物个性。成功的翻译,其译文应该能体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。例如,美国名著《红字》中有一句“Goodwives”,这个词太熟了,燕山版译为“诸位太太”,没错。但是此处的上文是讲一些主妇们讲话粗鲁,出语泼辣,燕山版这种译法显得太软了。译林版则译为“娘儿们”,虽只三个字,却把人物的泼辣劲显示出来了。还有个有争议的译例。杨绛先生在《堂吉诃德》中,曾把西班牙成语“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”译为“胸上长毛”,林一安认为这是误译,应译“男子汉气概”,这个争论一度颇受关注。为此我曾向杨绛先生求证。她告诉我,桑丘说此话有挪揄之意,这个女子,会掷铁棒,比村里壮男还要粗壮,所以她把这整句话连起来译为:“天哪,她多结实啊!身子粗粗壮壮,胸口还长着毛呢!”杨先生为突出人物形象,舍“男子汉气概”而取“胸上长毛”,这种处理是否妥当可以讨论,但我认为,不拘泥于表面文字,而能体察人物性格,设计出既符合原义、又生动话泼的语言表达,这确是文学翻译中必须学会的重要基本功。

2. 要判断语言环境选择恰当的义项。在《尤利西斯》中有一句“Wonder is he pimping after me?”金隄译为:“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想拉我的皮条?”萧乾夫妇则译为:“不晓得他会不会在盯梢?”两种译法差别很大。我问过萧乾,他答,这句语言环境是,布卢姆背着妻子,正从邮局取出一封情人的来信,突然遇见妻子的相好麦科伊走来,心虚的布卢姆于是在心里产生了这句疑问。试想,大白天在邮局门口,怎么会想到妻子的相好要给自己“拉皮条”?这于理于情都说不通。Pimp是有“拉皮条”的义项,但在澳洲又有“密探”之意,爱做文字游戏的乔伊斯,把它引伸过来暗喻“盯梢”,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对此,我们不能肯定萧乾这种译法就对,但他能运用自己的知识面,根据语言环境来选择对应义项,这种精神和努力值得加以弘扬。

3. 要重视译文整体的和谐。中外文单词、单句的转换,靠语言功底加上词典,也许可以大体完成,但译文之间的连接、搭配、语气、节奏、以及上下左右氛围是否和谐贴切,这些就要看译者的“第二基本功”了。以朱生豪译的“莎士比亚剧本”为例。朱认为,莎剧大量的是人物对话,把无韵诗译成散文对白,既有助于传达原文的意趣,又便于读来琅琅上口,于是他把诗体译成散文体。为了使莎剧人物的语言,更适应舞台演出时演员流畅对话的需要,他还特意到剧院去听话剧演员对白的音韵、节奏和语感,并以此作为自己修饰译文的参考。他坦言:“必先自拟为读者,查阅译文中有无暖昧不明之处,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,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,音节之是否调和,一字一句之未惬,往往苦思累日。”人们可以不同意朱生豪的这种见解,但是必须承认,朱译莎剧确实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和赞誉,我国剧院上演莎剧的剧目,几乎全是采用朱译译本就是一个明证。由此可见,朱生豪不仅熟练掌握中英文翻译技术,还具备超出翻译学的更广阔视野的胆识和能力,以至使他的译作成为了传世精品。优秀翻译家这种多方位的基本功,应该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。

4. 要妥善协调好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。翻译首先要体现出原作者刻画人物及行文遣词的风格,这毋庸置疑,但不是说应该抹煞译者自己的风格,只是译者不能喧宾夺主,以译者风格代替作者风格。许多人都认为,汝龙翻译的契诃夫作品,既保持了契诃夫那种幽默、俏皮、甚至有点撒野的风格,又体现了汝龙自己长句短说、用词简洁、描述贴切的风格,是协调好作者与译者风格比较成功的译本。特别是诗歌翻译,更要强调作译者两者意境与风格的协调。诗人卞之琳说过,从文字来讲,外国诗歌是不可能翻译的,只有融入到外国诗人那种意境之中,译者才能译出与原诗形似的语言与情感。他说的这种“融入”功夫,是不是也属于“翻译的第二基本功”呢?

三、充分考虑译文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

译文不仅涉及原作者、译者、图照作者及出版者多方利益的分配,而且译文中某些人物、事件和表述,往往或明或暗地牵涉到可能面对的法律关系。译者不能埋头只顾翻译,必须思考如何防止自己“触法”。当前最需考虑的主要有三点:

1. 审视有无合法授权。要对照版权保护的规定,审视作者、译者、出版者各环节之间是否获得有效授权,范围多大,有无过期,有哪些附加约定,等等。防止辛辛苦苦译了出来,竟成了侵权之作。

2. 分清合理使用与抄袭剽窃的界限。有些翻译,难免会参考前人已有的译文;有时在译文、译序、译评中,需要引录他人作品中某些文字,这就要切记:一要说明引文来源,分清自写的或引用他人的;二要恪守“合理使用”的度。这个“度”有时不易明确分清,但按我的理解似可包括:意思虽相同,但思维逻辑与表达方式有自己特色;引述其观点,而未复制论证该观点的过程,更没有照搬别人文字中存在的错误;仅引用他人个别事例或孤立文字,虽未处处署明引用来源,但通观上下文主要依据自己的判断;所有引录只供教学、研究、公益、内部交流等非商业用途,等等。在被诉抄袭的案例中,无疑有卑劣的“文抄公”,但也确有一些是因界限把握不清,非故意地陷入了侵权窘境,对此不可小视。

3. 慎重对待删节。从翻译学角度讲,译作不能删节;但从传播学角度讲,因受国家法规和国情等制约,往往不能不删。有时不删有麻烦,删了也有麻烦。在现实中,就出现过这样两个成因相反均惹麻烦的例子。

1986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韩沪麟翻译的纪实性小说《花轿泪》,原作者是法籍华人、著名钢琴家周勤丽。她的公公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富翁周聘三,她在书中写了解放前她受到她丈夫的弟妹及妹夫种种欺凌的情节,此书在法国出版后曾被译成18种文字。不料1992年,已定居美国和巴西的两名周家亲属,以该书侵犯了周家某某等人的名誉为由,向南京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译者韩沪麟。韩辩称,译文经周勤丽审阅过,她表示感谢。受法院委托校订的南京大学法语教授陆秉慧,也确认译文忠实无误。但法院还是判定译者韩沪麟及出版社侵权,责令向原告道歉并赔款,被告上诉后,经江苏高院终审判定维持原判。尽管许多人质疑这样的判决,但改变不了译者受到法律惩戒这个事实。这是不删惹出的麻烦。

另一桩则是因为删了而带来了麻烦。前几年译林社出版了一本书,其中有些叙述非删不可。后来作者代理人以删节违反了合同为由兴师问罪,一时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大压力。后来双方意见没有统一,只好由作者收回授权。可见,在翻译实践中,什么该删,什么不该删,怎么删,都大有讲究。有时光考虑删节还不够,甚至要权衡该不该翻译。像英国作家拉什迪的《撒旦诗篇》,就因为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,以致许多国家都放弃翻译出版。

四、盯住翻译领域呈现的新事物

进入跨文化时代,翻译介入的领域更广泛了。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,翻译领域出现了许多新事物,传统意义上翻译的要求与模式,正在发生变化。因此,译者也要与时俱进,关心和研究翻译的新进展,学习并掌握翻译的新知识。当前需要关注的有:

1. 计算机翻译。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有计算机翻译的研究,改革开放以后,中科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中心及中科院华建集团,在计算机科技翻译方面取得不少成果。如今中科院、北京大学等机构,在翻译记忆、电脑模拟语言功能、人机互动、知识工程中的语言转换等方面,都有巨大进展。翻译软件不断在更新,某些科技资料使用计算机翻译的比重和合格率都在提高。尽管计算机翻译不能代替人工翻译,但计算机翻译的前景是诱人的,必须予以关注和重视。

2. 字幕翻译和解说翻译。配合外文影视图像而加的中文字幕,以及在国际新闻的现场解说中,常常都需要翻译。这类翻译,因受时间与空间限制,不要求全文如实翻译,只要求“译意”。“译意”不等于“意译”,它不能照搬传统翻译的那些原则和方法,并有自己的规律和模式。“译意”通常要求:反应要快,用词简练,节奏同步,抓住要领,善于提炼核心词,摒弃累赘形容词,解说与字幕要紧扣图像,等等。也许将来会衍生出一种新的翻译传播模式——“解说翻译文体”。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,就专门开有计算机翻译和字幕翻译的课程,说明这些领域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

3. 网络翻译。现在网络上出现的翻译,有的是练笔征询反应;有的是个人兴趣翻译,发给网友分享;也有像“哈利迷”那样,为了抢先了解“哈七”的内容,根据网上的原文先行自译。总的看,除极少数双方有约定的以外,进入商业领域的网络翻译,目前尚未形成气候。但随着出版数字化进程的加快,网络翻译的作用和影响势必越来越大,与其相应的问题,例如网络翻译质量的监管,网络翻译收益的分配,网络翻译版权的保护,等等,都将成为翻译必须关注的新问题。

上述种种,也许只是一孔之见,但至少在目前大学的翻译课中,恐怕没有或极少会讲到。这些算不算“翻译的第二基本功”当然可以讨论,但它所提到的问题,提请从事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的人多加思考一下,总是大有裨益的。

作者:李景瑞 (翻译出版界知名人物,《译林》杂志及译林出版的创建人,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,是集内仗义、激情、严谨、果断、细致于一身临的翻译出版家。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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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匿名   2011/02/25

    果然是大家之作啊! 诙谐、朴实又严谨,而且考虑周全。我要仔细地多看几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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